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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对明清时代误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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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因为距离今日较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实际上只能算作“近代史”,因此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明清时期大多被划到“近代史”中,往往被称为“近代早期”。由于更加接近今天,因此明清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更为丰富。大众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渴求,也以明清史为甚。只要随便看看今天充斥书店和银屏的明清历史故事和影视剧,就可看到这一点。

但是,写一部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明清史读物,难度也比写其他朝代历史的读物更大。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认为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明清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明清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国家吗?

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明清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才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这主要是中国受到外力“冲击”后作出的“回应”。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依然停滞。越南战争后,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主流看法还是这种“冲击回应”论。

www.d8228.com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这种史学体系虽然在政治观点与学术取向方面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和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但是这种“萌芽”不仅十分微弱,而且后来中断了,并未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影响。因此,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

2.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吗?

这种说法也源自黑格尔。他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这种宿命部分取决于地理因素:“亚洲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他进而强调: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洲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德的“木乃伊”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种明清中国“封闭”论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多代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共识”:中国一向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才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这种明清中国“闭关自守”论,也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甚至到20世纪后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中国人需要对中国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引入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

因此,不论中外,明清两朝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www.d8228.com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日本学者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是很有新意的。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以上各个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正如本书简介所言那样,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试图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阐述。

此外,我还要说的是,本书的成功,也与以下三点有关:

第一,在向社会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日本学界有很好的传统。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和田清先生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概说》和《东洋史》,这两本书激发了我对中国史的兴趣。本书作者继承了这种传统,这是本书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从学术来看,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中国史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外国人写中国史,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中国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一个方面来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事实上,距离有时也会产生客观,因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史,有时会如苏东坡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书作者从庐山之外来看中国史,并且特别表现出了一种海洋史(亦即全球史)的视野,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本书作者上田信教授,我虽然尚未有幸与他相识,但是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他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者,不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而且在东亚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本书的写作,是以他多年来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为基础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上田信教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2001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由于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正义感,他写下的中国历史自然是比较公正可信的。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教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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